陈春先（陈春先是生物学家吗）

笑笑 2024年05月18日 18:32 37 0

中关村：世界上最大的村

中关村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科技的最大聚集区，在世界上也可以与硅谷等一流高科技媲美。

以前这个地方叫“中官村”，中官的意思就是太监，太监老了以后没有地方去，回家乡没有人要，也进不了家族的族谱，出宫之后很是可怜。

一些有些银两的大太监就集资在郊区的村庄旁边买了一些便宜的地，盖些房子，让无家可归的老太监在这里等死。

聚集的人多了，形成了村庄，大家就自然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官村”，这是一个老太监的村子。

一直到解放以后，五几年的时间，中国科学院选址，不知道为什么选到了这个地方，在中国科学院来了之后，突然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议论之中，师大校长建议领导把这个地方更名为“中关村”。

中关村与共和国同步发展，70年来，业已成为中国的创新高地，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关村成为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个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

1980年，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

陈春先年轻的博导，时任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成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90年，9.9米高的“生命DNA基因双螺旋”城市雕塑在黄庄中心环岛落成。

基座上写着，“生命献给新技术开拓者”，10个字。

现在中关村已经达到16个园子，北京的每个区县统统都挂上“中关村”这块牌子，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万家，上市公司300多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一半。

中关村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村庄。

陈春先（陈春先是生物学家吗）-第1张图片-科灵网

泰山会是什么组织?

“泰山会”的全称是：泰山产业研究院。1993年，该组织在山东成立，从而取名为“泰山”，挂靠于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民协”），是一个由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管的非独立法人机构，被看做是中国最知名、最神秘的大型商会之一，甚至有人将其与美国骷髅会并列。

泰山会创始人最先只有四个人，其中最知名的是中国硅谷第一人，陈春先。目前泰山会会长柳传志，理事长段永基。泰山会每年只发展1家会员，会员包括联想控股、阿里巴巴、四通集团、泛海集团、远大集团、复星集团、巨人集团等企业。

泰山会”定期会聚会，如果不能到需要一次缴纳20万的费用，而马云被罚最多，毕竟马爸爸太忙了。

泰山会成员包括：会长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阿里巴巴马云、复星集团郭广昌、华谊兄弟王中军等。个个都是大富豪，拥有的事业资产甚至比台湾地方政府预算还要多几倍，事业版图覆盖高科技、地产、金融、娱乐等方方面面。

由于创立之初会员就达成了“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的共识，所以这个组织相对比较低调。据中民协现任副秘书长朱希铎曾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透露，“‘泰山’成立十多年，会员几乎没有变过。”

由于早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如今谈论的都是上市、海外并购等问题，而中民协里的中小企业则关心其早期发展的问题，这就使得两方开会时不好沟通交流，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就成为了新的需要，“泰山会”应运而生。

我的觉醒之年

2022年就要过去六分之一，我终于写完了2021的年终总结。之所以拖这么久，一方面是懒，另一方面还是懒。

这一年称得上是我的觉醒之年。过去纠结、迷茫的很多问题突然就明朗了，有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虽说不可能百试百灵，但也足以应付现阶段的一些难题。因此，我要把这份感受记录下来，哪怕有一天我又打脸了。

如果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过度思考的人生是过不下去的”，那么过去的我就是那个过不下去的。

我时常纠结于人生的意义，纠结于理想与自我能力的差距，理想与社会需要的差距。那时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废物理想主义者，或者根本就是个伪理想主义者，用理想给自己的懒惰编织一个悲壮的外壳。

为了弥补意义感的缺失和对平庸的恐惧，从高中开始，我就说自己是老庄信徒。妄图用一种顺其自然、顺心无为的方式，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样，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可以说，我根本就没想争。

这些年流行的佛系、躺平，我从高中就玩得很溜了。

作为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又有了老庄思想加持，我自然是很快乐的。谁会不喜欢躺在宿舍睡一个下午，追剧追到半夜的生活呢？但总有那么些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会想起理想、成功这些字眼，陷入懊恼、自责之中，幻想如果自己足够努力，会不会一切又会不同。

因此，我极其矛盾，我渴望进入一种自洽的逻辑里，那时候我甚至认为自己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追求通透（愉快地躺平）。

万万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放弃了挣扎。

这个状态的发生经历了无数次电光火石的思想碰撞，有很多值得分享的瞬间，我先分享两个比较重要的触发点。

一是，一个深夜，我看了人物写的陆庆松专访，标题是《螺丝不肯拧紧》。

陆庆松曾经是天才少年，10岁半入选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20岁就在清华大学任教。因为不想做一颗螺丝钉，25岁便辞职。在京郊租了一个房子，春天在院子里种花，平时练琴、看书、运动。周末进城教小孩钢琴，偶尔见见朋友。这样的日子他过了30年，有人惋惜他的才华应该得到更大的释放，他却并不在意。他自由地活在音乐的世界里，听众是院子里的花和草，活得诗意而浪漫，为内卷时代提供了另一种生活范式。

还有一个，是我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看到的一个人物。

他叫陈春先，曾经是中国最顶尖的新生代科学家之一。在46岁的时候，他放弃了科研工作，一心投入到建设中国“硅谷”的事业之中。在他的倡导下，中关村日渐规模膨胀，他的公司却萎靡不振。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被人们遗忘。很多人感到惋惜，如果他当年持续做科学研究，势必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从不回避自己缺乏经商天赋，对于公司的衰落也很淡然，他说： “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从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往前走的。”

陆庆松和陈春先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都是渺小而强大的。他们放弃了世俗意义上的闪耀和成功，却拥有了更广阔无边的精神天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我能够形成自洽的逻辑，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人都是渺小而强大的”这个核心落点。这个理论并不新鲜，但要真正完全理解接受这个思想，并不容易。一方面要认清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相信人的无限性。刘擎老师说“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而我的思想教育则正好反过来，先要知道理性局限，再去挖掘理性的可能。

（一）人的有限性

在人的有限性面前，我过去是自卑且自大的。

自大在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是梦想着自己能做出一番亮眼的成绩来。自卑在于我知道自己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于是选择懒惰、逃避，通过这种消极的方式，来保留自己实现理想的可能性。

人们常说，长大就是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开始。我要说的有限性，并不是成为普通人的这种有限性。而是放眼茫茫宇宙，放眼浩瀚历史，其实再成功的人也是极其微小的。就像庄子说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哈耶克提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

我们苦苦追求的那一点点理想、成功，其实微不足道，一时的失败、落后，其实也一样微不足道。

在庄子看来，世界万物是混同为一的，“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有成有毁，有分有合。而我们同样是混同在这自然之中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也可能是失败，某种失败也可能是成功。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提到，中国的艺术美学走到最后都会陷入一种人生空幻的感叹。在无边的世界里，我们的人生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又何必那么计较得失呢。

我觉得有限既是我们在广阔宇宙中的有限，还有另外一个点在于我们塑造自我的有限。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又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人。我们的选择、判断不仅来自于个人理性，更来自于基因、时代、民族、国家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面对一些分歧和争论的时候，可以多去分析更综合、宏观的原因，而不仅仅局限在个体的范畴，就会发现很多事情背后的逻辑，而不必沉溺于愤懑的情绪中。

（二）人的无限性

这个核心要点，最典型的理论，就是尼采的超人理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在虚无中获得最广阔的自我创造。

我一度非常信奉这个理论，并且将人生理解为一种悲壮，活着的意义就是为理想燃烧自己，哪怕目标遥不可及，也要像西西弗斯那样不断地重复努力的动作。我每每看到这样的人物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进而对自己的堕落心生愧疚。

这两年，我渐渐意识到，不是悲壮有意义，而是行动有意义。大人物被人铭记，但无数个小人物的行动汇聚在一起，也能改变历史。很多小人物并没有理想主义，行动的触发点不过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有着坚韧而鲜活的生命力，足以在反复的失败与意外中昂然向前。

最直接的感受来自我父亲，一个小生意人。我去年给他写了一篇文章，本意是记录他多年来做生意的一些故事，讲讲他如何与各路江湖人士打交道，经历失败后如何重新开始。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把这篇文章的视野放大一些，把文章的立意再提高一些。我忽然发现，父亲生意的变化，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些经济政策变化是高度吻合的，甚至他的很多行为是在政策之前的。他这些年做生意，看到了很多同行的发迹之路，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一种基于乡土信任的逻辑，虽然生意始终做不大，但他也很坦然，他相信这些传统总有一天会有用。

这时候，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小生意人了，他是参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个体，甚至是乡土传统的守护者。这个立意不是我刻意拔高的，只是我们习惯了忽略小人物的价值。

很多人都在光照不到的地方，但他们也在发出微光。

（三）我的逻辑

我形成的处世逻辑就是：不要过于计较个人一时的成败得失，要用更广阔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纯粹地做当下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结果顺其自然。

另一方面，我深刻意识到，对我而言，精神的满足要远大于物质的满足，为此可以抛弃一些不必要的物质枷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精神满足的事情上。人生充满着意外与不确定性，所以更要把时间用在刀刃上。

去年，我经历了好几个狂喜瞬间和无数个兴奋时刻，大部分时候是自然给予的，也有阅读、音乐给予的，有机会再详细写一写。那些时刻让我觉得人生就算在此刻结束也不可惜。当然，狂喜不易，但这种精神高度满足的时刻值得毕生去追求。哪怕未来经历苦难、挫折，我也能够因为回忆起这些时刻而充满力量。

当下世界并不安稳，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纷争燃起了战火，愚昧束缚了自由。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不要被任何一种定义束缚，拥抱世界的多样性，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想成为的人吧！

“联想之父”柳传志什么时候开始下海?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呢？

柳传志，男，汉族，1944年4月生，江苏镇江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联想控股、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名誉教授，高级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

1984年是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四通、信通和联想等一干后来蜚声中外的企业都在时有“电子一条街”之称的中关村“开张大吉”！“联想之父”柳传志也在这一年下海创业，柳传志后来成了1984年下海人员中最知名者之一。

1980年因为创立了服务部而跟中科院物理所领导闹翻了的陈春先被1983年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弄潮儿”，他的实践虽然一直没让他发大财，但却鼓舞北京的象牙塔中的科技人员对自己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于是，重新定位后的科技骨干们不再犹豫在岸边，纷纷“下海”。

1984年，中科院计算机所的柳传志不甘心再过那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了。他所在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正面临着一个分化的时代。计算机所所长、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曾茂朝组建了信通计算机公司；科技处处长王树和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热情、自信、鼓动性极强的柳传志成了负责日常经营的副经理，还有一位副经理张祖祥是这个十来个人公司里唯一有业务专长的人。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柳传志上任前问过他对公司的预期，柳传志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多年后，柳传志的联想的年产值是200亿；多年后，联想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多年后，联想收购了“蓝色巨人”IBM的个人计算机部分……

陈春先是怎么拉动中关村发展的？

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计算机民营企业办得很火！

中关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它的发展序幕，却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拉开的。

1980年前后，陈春先几次访美，惊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我们忠实地记录了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的发言：“这次到美国看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核聚变实验室，跑了十几个城市，比1978年那次要深入得多。这次是民间学术交流，没有上次官方代表团那么些约束和应酬，谈得比较深入。我尤其想了解为什么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那样高、工程‘实验’与理论计算结合得那么密切，整修过程周期那么短。看来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和仪器的工厂水平高，实验室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实验技术好。但是，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美国朋友向我介绍了所谓的‘技术扩散区’的概念。

“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大体相当于北京的三环路，但要大些。128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被认为是技术扩散区的典型，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工厂，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工厂的负责人原来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师。他介绍说，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的产品，现在我们的超导磁体已为世界上多家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实验室所接受。合同多时我们就多一些工人和工程师，合同少时就只保持20人左右基本骨干队伍，原材料、粗制工艺、化工处理许多过程都是协作完成的。同行的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说：国内搞一项超导材料和工艺的工程都上千人，产品还不如这里。我听到华裔科学家谈到许多动人的高技术创业史，包括就住在波士顿的王安先生。他是一个公认的很成功的企业家。

“回程途经旧金山时，又参观了硅谷两个小厂。硅谷原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湾之间的一片柑橘园地带，在旧金山南边约60公里。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第一台微计算机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人的汽车库里搞出来的，现在已经是数千万美元年销售额的苹果公司了。硅谷是最大、最典型的技术扩散区。斯坦福典型的老校长特曼教授是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学校教授专家办高技术的工厂。现在世界著名的惠普公司就是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在自己家车库里搞的样机。

“总之，我看到美国尖端科技发展快，人造卫星和托卡马克（一种核聚变装置），都是苏联先取得突破，美国则利用实验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很快赶在前边。美国高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家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超过了营利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我们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有搞核聚变的，也有搞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的。搞核聚变过程发展了很多新技术，可以用来为工厂和其他的科研单位服务，至少可以小批量生产，免得重复进口。我过去搞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自己需要的激光器，还得用外汇去进口，实在觉得不是滋味。至于低温等离子体，就更应该结合工业应用发展，首先应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业技术。

“上周我在科协向田夫同志汇报了这些想法，他很希望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学会能带个头，组织科技人员为四化多作贡献。外国好的经验可作参考。科协的态度是，凡有利于四化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因此我们提出也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设想，而且我们看到在外地已经有了类似的组织。”

陈春先研究员高瞻远瞩，敢说敢干。1980年10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把有关的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