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中，一切故事的缘由都是来自于“人丁丝绢”。
仕途无望的军户小青年帅嘉谟，为了报考徽州歙县管钱粮的小吏，跑到歙县库房里去找税粮账册来提高自己的算术水平，无意间发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司缴纳的税粮中，有一笔年“人丁丝绢”科目，每年都要缴纳8780匹生绢，由歙县单独负担，而徽州府下的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等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支出。
因为帅嘉谟对数字的敏感，凭着“人丁丝绢”的蛛丝马迹，揭露了藏在数字底下的惊天内幕，拉开了利益集团关于“人丁丝绢”的博弈。
这“人丁丝绢”是什么意思，又有何来历呢？
所谓的“人丁丝绢”，就是按照户籍人口征收丝绢，以实物缴纳，所征本色丝供应官营织造，折色绢匹运送中央，以备支俸及赏赐。
明朝的丝绢税中，主要分为夏税丝绢、农桑丝绢和人丁丝绢。
明代北方地区的丝绢税，保留向户籍与人丁收税的做法，称为“人丁丝绢”。正德《大名府志》记载：每男子成丁者，课丝绵一两。
明代南方地区的丝绢税，按照田亩数收税，属于田赋科目，称为“夏税丝绢”。
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年, 1365)改科，于歙县轻租民田地科丝补麦，以丝绢代替粮食作为田赋的支付手段。
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内有歙县元科丝绵折麦，则比各县一例起科，夏麦比附元额亏欠正耗脚九千七百余石，合将本县轻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顷，每亩科丝四钱，补纳元亏麦数。
这意思就是说至正二十五年起，歙县比照各县调整课税办法，需在3646顷田地上派征丝绵，每亩加征生丝四钱，以填补夏麦与原额相比9700余石的差额。这部分以亩数课税的丝绵就属于田赋，跟北方以丁课税的丝绵是不一样的。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就是帅嘉谟发现《徽州府志》记载的“补欠夏税”9700余石差额，对比徽州府各县亏欠夏粮补税情况，得出原本应有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的、每年缴纳8780匹生绢的“夏粮欠税”，实际上都是歙县一县在承担，于是替歙县百姓喊冤叫屈开始。
徽州府歙县，本应是“夏税丝绢”，却被人为的划归到“人丁丝绢”，还一口气交了两百年而不自知，你说冤不冤？
除了“人丁丝绢”和“夏税丝绢”之外，明朝还制定了专门制定了针对农桑的“农桑丝绢”，通过薄征税赋，鼓励农户在贫瘠土地上种植桑麻或其他适合生长的农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明实录》记载：吴王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率，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登基之后，明确要求，农民有田地五到十亩，必须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则须种植桑、麻、木棉各一亩，以此类推。属地官员要亲自督促，不按照规定要求种植的，要予以处罚。不种麻，每半亩交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每半亩交出麻布、棉布一匹。
明朝规定了全国各地征收本色丝绵和折色绢匹的定额，但是，部分丝绢税赋的地区，因为土质条件和蚕桑生产的缩减，并不能保证如数上缴，要不往产丝产绢地区筹措原料织造，或是直接购买所需上纳京库，要不折成米麦或银两征收。
《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徽州府下的歙县，并不养蚕，歙县老百姓要缴纳的丝绢税，需要先将收上来的粮食卖了，拿银子去买生丝来缴税，或者折算成银子来缴税。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记载：浙江淳安县奏，境内石厚土瘠，桑丝少产，乞将夏税绢如歙县例，每一疋纳银五钱，事下行在户部覆奏，从之。
大概意思就是浙江府淳安县向户部请示，辖区内土壤贫瘠，土层较厚，桑丝产量极少。恳请将“夏税丝绢”跟徽州府歙县一样，每匹布折算成五钱银子予以缴纳，英宗批准了这个方案。
正统二年五月，南直隶巡抚周忱在奏文中也提到：“徽州府地产无丝，每年夏税绢于各处营买织纳，请每匹折银五钱，解京淮，作北京军职俸粮”。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虽然讲的是徽州府不公平的税收政策，让歙县额外承担了其他五个县的“夏税丝绢”；实际上，是老百姓对苛捐杂税过重的真实诉求，是对政府官员不作为、懒作为的愤怒表达。
徽州府歙县百姓额外承担的“人丁丝绢”，历经十余年，修改五稿，最终方案确定：6145两“人丁丝绢”，由歙县承担；但减少的2530两均平银，徽州军需银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出580两，两者合计2530两冲抵。
至此，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尘埃落定，兵备道发布大字榜宣布新的税制，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保留的“人丁丝绢”，实质上是政府额外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名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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