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岁末，《星星》创刊30周年，在成都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中国·星星诗歌节”。
万万没想到，这场诗歌节不经意搞成了堪称当时全国之最的追星活动。
此前，《星星》诗刊发起“我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
最终，北岛、顾城、舒婷、傅天琳、杨牧、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上榜。
彼时，北岛已是超级明星，顾城已写出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舒婷的首部诗集《双桅船》也是抢手的畅销书。
北岛，李钢，傅天琳，舒婷，顾城
闻讯这些大腕要来成都，诗歌节的热度不断攀升。
当地电视台在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动态。
门票从一张2块钱炒到20块，而当时人们的平均工资只有40块。
朗诵会那天，只能容纳800人的剧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而到场的观众估计有近万人。
六道大门挤坏了五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全部窗扇被不断攀爬的人群挤压成碎片。
人们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为了防止场面失控，叶延滨在台上向观众鞠了三十几个躬。
但热情如潮水，根本无法遏制。
诗人招架不住，只能战术性撤退。
叶文福被观众“捉住”后抬起来往空中抛，脸上又是口红又是鼻涕。被人围住的顾城干脆躺在地上高喊：反对个人崇拜。
北岛躲到后台更衣室桌下，有人推门问，看见北岛了吗？北岛指着后门说，从那边溜走了。
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年代，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近百个诗歌流派，以及无数进行诗歌创作的人。
从北国到华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腹地，但凡有点知名度的文学杂志，每天都能收到几百份诗稿，有的甚至写在废烟盒上。
那些或娟秀或潦草的字迹里，写满了爱与哀愁。
一代人对青春、爱情、理想、生活的率真表达与隐喻独白，徐徐展开。
他们是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工人、农民，他们真诚、热情、青涩、迷惘，有着大把的精力咏叹人生。
要是有人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首诗，那么半个月内，他所在的城市，都在谈论这首诗。
大城市的诗会永远人潮涌动。
汪国真的诗集在两年内总印数超过200万册，盗版数量更是上千万，创下了现代诗歌史的纪录。
象牙塔更是诗歌的海洋。如果在未名湖边随便扔一颗石子，砸中的十有八九是诗人的脑袋。
身居清华园的高晓松，满眼所见都是书包里的诗集、校园诗社以及女生手里写满小诗的书签。
彼时，人们相信诗歌的力量，四周充满着才思和风情，彪悍和温暖。
在颠簸的绿皮火车上、在冰冷的工厂流水线边、在简陋的异乡出租屋里，许多人一遍遍咀嚼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个白衣胜雪的年代，那些春风沉醉的夜晚，那些行吟世间的诗句，以灯塔的方式照亮了很多人。
二
80年代末，诗人洛兵总能在北大看到一出“流动的盛宴”——草坪上坐满了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他们碴琴赛歌，直到星夜时分。
最热闹的时候有十几拨人，谁能把女生争取得多谁就最牛。
洛兵曾见到有两人唱了一晚上，斗了一百首歌，最后唱不出的那个，当众砸烂了吉他。
白衣飘飘的人群中，宋柯唱着“这五彩的爱情太迷惑，这拥挤的城市太淡漠”，沈庆唱着“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老狼唱着“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
他们用民谣小调，唱夕阳秋风，也唱夜凉如水，唱蓝色理想，也唱藏在抽屉里的情书。
那些歌声明媚忧伤，那些青春潇洒放浪。
以梦为马的时代，民谣成为诗歌之外，另一股熠熠生辉的文化潮流。
民谣与诗，其实是一体两面，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相似的东西。
诗不好写，歌词容易一点儿。于是，各种充满青春荷尔蒙又带着朦胧诗意的民谣，就这样从笔端和琴弦流淌而出。
1993年，沈庆一心想把草坪上的校园歌手拉进唱片公司的录音棚。他带着几十首原创歌曲的小样，找到大地唱片的制作人黄小茂。
一年后，有着开宗立派意义的《校园民谣1》横空出世，黄小茂在磁带封面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它生于年轻的生命以及那些年轻的心灵中。
它是我的，希望它也是你的。
据说，这张专辑正版卡带卖出70万盒，盗版超过 3000 万盒。
当“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在大街小巷响起时，象牙塔之外的大众深受触动，仿佛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民谣歌手与诗人一样，也是青年偶像的高产区。
1995年，老狼登上央视春晚，让《同桌的你》家喻户晓，连农民工兄弟都会哼几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老狼去高校演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必唱曲目，每当唱到“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就有小伙子争着递烟。
那段时间，高晓松打开电视，出现的是老狼的脸，打开收音机，响起的是老狼的声音。
就这样，高晓松与老狼，还有后来的叶蓓、小柯、朴树、水木年华等人，共同构成了人们对校园民谣的记忆锚点。
校园民谣风行的同时，带着都市人情感独白的城市民谣肇始。
当年，长发披肩的艾敬抱着一把吉他，吟唱着“1997快些到吧，八佰伴究竟是什么样”。
专辑《我的1997》发行后引发轰动，央视播放的MV更是深入人心。唱片公司每天收到成麻袋的信，歌迷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从你的歌里听到了希望”。
无论是校园，还是城市，民谣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潮流现象，是因为它足够真诚，足够动人。
不同于工业化的流行音乐产品，民谣更像浅唱低吟、未经雕琢的个人独白。
某种意义而言，民谣也是时代的诗，民谣歌手也是时代的诗人。
三
80、90年代，男生女生谈论的都是诗歌、哲学、民谣、摇滚。
女生看重男生的是无用之用的才华，而不是有房有车有存款。男生更倾慕于气质型女生的风情万种，而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
那个年代，人们更多是遵从内心的愿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名利并不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
只是时间一往无前，那些充溢着浓烈理想情怀的日子，似乎戛然而止。
更大的时代扑面而来，市场经济浪潮之下，“一致向前看”被异化成“一切向钱看”。
世界犹如一台高速运转的“实用主义”机器，唯效率至上，结果至上。
结果就是我们害怕掉队，脚步隆隆，所有人都很忙，忙着升职加薪，忙着买车买房，忙着冲锋陷阵，忙着逢场作戏。
于是我们习惯了996、007，习惯了内卷，在内卷中撕扯，在撕扯中挣扎，于是我们又喊出了躺平，在躺平中拧巴和分裂，在拧巴和分裂中习惯了精神内耗与中年焦虑。
仿佛沉重的列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巨大的摩擦声，我们侧耳倾听拼命跟上。硬核的大时代，难以安放柔软。
很长一段时期里，那些泛黄的诗集与起灰的吉他，似乎已难以勾起人们的兴致。
即便是追星，年轻人也更关注网红与流量艺人。
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有用”，那些“无用”之事就显得多余而可笑。
有人说，白衣飘飘的诗意年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只剩缅怀与祭奠。
然而并非时代缺乏诗意，只是在操蛋的生活中，太多人丧失了感知诗意的能力。
疫情三年，困厄而漫长，当每个人又重新开始寻找明天的去向，当每个人又重新开始寻找内心深处的治愈力量，以抵抗不安与焦虑。
直到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些承载纯粹的民谣与诗，其实从未离场。
它们始终是我们心头的一点微光。
2022年12月，音乐旅行纪实节目《边走边唱第二季》在腾讯播出。
视频中，老狼与河乐队在黄山群峰之间，迎风吟唱《恋恋风尘》。
弹幕袭来，满屏都是“青春永不散场”。
另一边，《我们民谣2022》在爱奇艺播出，万晓利、张玮玮、小河、钟立风、周云蓬、叶蓓、陈粒、陈鸿宇、谢春花等不同年代的民谣歌手悉数登场。
当黑底白字的歌词投影在舞台上时，很多观众心里一颤，“这波回忆杀太催泪，太治愈”。
同样治愈人心的还有诗歌和写诗的人。
有UP主发起“我在B站写诗”，短时间内评论区贴满了数万首诗；
小红书与专业诗歌刊物合作，发表了多期《小红书诗歌精选》；
快手则为数十万在平台写诗的用户推出诗集；
普通人将写诗视为与自己对话，努力在平淡生活找到单纯的美好。
2022年4月，“北岛作品朗读会”在朋友圈刷屏，50万人拥进直播间，听73岁的北岛读诗。
你会发现，原来诗歌并未谢幕，因为诗意从未远离，反而更受珍惜。
2023新年伊始，“梅见诗歌之夜”在重庆举行。
跨越不同年代的百名诗人齐聚一堂，上到八旬元老，下到00后新锐，他们举梅见月，诗意雅集，他们以酒佐诗，醉问春风。
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和梅见一起，走过夏的热烈，秋的守成和冬的顽强，为重庆这座城市，为每一个心灵疲惫的人读诗。
100位诗人用100个视频，100首诗歌，100次朗诵，掀起了一股诗歌热潮，全网累计流量突破1500万。
在每一个吟诗饮酒的日与夜，它们直抵内心，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视频里，李钢、柏桦、梁平、李亚伟、李元胜、李海洲在城市街巷里从容行吟。
这些参与过诗歌高光时代的诗人，时隔多年依然深情如海，心存锦绣。
满头白发的李钢，一张口便是山河岁月。
36年前，他是“星星诗歌节”上与北岛、顾城、舒婷齐名的青年诗人。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念起诗来仍澎湃如昨。
这就是诗意的力量。
它帮助我们在压力挫折磨损中找到一丝喘息。
它帮助我们抵挡生活的破碎，与唯唯诺诺的日常。
它帮助我们在纠结、拧巴、撕扯与分裂中挣扎前行。
它是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为什么我们如此怀念民谣与诗？
因为那里面有怦然心动的往昔，有未曾黯淡的清澈目光，有理想主义的勇敢真诚，
有闪亮的日子与做梦的少年。
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当我们重新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熟悉的诗句，向往感与温暖依旧会涌上心头。
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在，民谣与诗就不会消逝。
那些认真生活，吟唱生命，努力追赶春天的你我和他，本身就是最浪漫的美好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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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聚焦微信公众号，文/棠城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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