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艺术，包括山水诗和山水画，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不论观念，仅论数量，西方虽有风景画，但绝不占全部绘画的重头。中国的山水画，却是“画家十三科”的首席，全部绘画的大宗。
山水艺术的滋生并大盛，与道家钟情自然的清静无为思想有关。如刘勰《文心雕龙》有云：“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东汉覆灭，礼教崩坏，进入魏晋，老庄沛兴，山水艺术随之滋长起来。这种理解，为众所公认，当然是不错的。但“告退”怎么与“沛兴”联系到一起呢？“告退”不仅不是“沛兴”，反而是“衰退”的意思啊！那么，进入魏晋以后，老庄思想不仅不“沛兴”，反而“衰退”了吗？
原来，“告退”确实是“衰退”而不是“沛兴”，但“老庄”却不是老庄思想，而是研究老庄思想的“玄学”。
王佩嵩《空齐昼静》
曹魏和西晋时，老庄思想大流行，而其所形成的却是玄学。玄学是一种把明白的事情往糊涂里说、简单的事情往深奥里说、生动的事情往枯燥里说的学问，当时许珣、郭璞、孙绰的“玄言诗”，互为标榜，枯燥乏味。又有郭象的《庄子注》，宋代有人指出：“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看了这本《庄子注》，使人们根本读不懂《庄子》了，反而要想读懂《庄子注》，需要用《庄子》原著来作注解。这种研究老庄的玄学，很不受人欢迎，到了东晋便衰退了。玄学衰退之后，老庄的粉丝们便到大自然中去体悟老庄的思想，所获甚丰，而且生动有趣，以谢灵运等为代表，山水艺术就这样滋生并兴盛起来。
但山水艺术的滋生并兴盛，不仅与老庄出世的思想相关，使作者和观者身在纷扰的社会之中，而心却超脱到幽静的自然之中。更与儒家入世的思想相关，使作者和观者通过游心于自然之中，而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之中。
孔子说：“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原则性，以山喻之，山，大物也，安忍不动、历劫不摧。智者灵活性，以水喻之，水，活物也，随物赋形、昼夜不息。原则性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灵活性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不讲原则性，山体崩塌，洪水泛滥成灾；不讲灵活性，水流堰塞，山石枯荒沙化。所以儒家从自然中，所看到的不是清静无为地出世，而是如何更好地有所作为于入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明5000年与时俱进地持续不衰，正是原则性的“常”和灵活性的“变”的成功配合。
南朝宗炳《画山水序》把山水画的意义归于“仁智之乐”，认为“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所讲的正是山水艺术与儒学的关系。
郭熙《林泉高致》更明确表示，山水画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达到愉悦心情，涤除尘埃，振作精神，以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而决不是让人耽于自然之美而厌倦社会，摒弃社会。所谓：“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地绝俗之行？”这才叫“林泉高致”。
显然，儒道互补，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山水艺术的精神所在，只用道家清静无为的出世思想来认识山水艺术，而无视其儒家振作精神的入世思想，是非常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