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的书法史学习。我们接着来读西汉铭刻书法，说说陶器砖瓦文字。
先说陶器。
陶器在汉代的日常实用器皿中最为普遍。在出土的大量西汉陶器中，偶尔可以发现上面刻有文字。陶器上的刻文，有的是在陶器烧制好后，先用毛笔书写，然后用凿子或刻刀依照毛笔所写之字作仔细摹刻而成。这一类文字笔画较粗，往往较工整规范。比如：
新莽时的“左作货泉”：
(左作货泉)
陕西西安市三桥镇出土，青灰色椭圆形陶片，摹刻小篆四字：“左作货泉”。再比如：
（左作）
隶书两字“左作”，线条边缘比较光滑，显然是双刀依照书写痕迹刻成。据陈直所考，这些陶片为造货泉时各作坊之标识。
也有不先用毛笔写而直接用刀刻成的。比如西汉早期的“白雁雌范”和出土的东汉大量刑徒墓砖都属此类。
（白雁雌范）
这一类文字笔画挺劲直走，方峻瘦硬，大小错落有致，字口略有剥落，尤其是刀锋偏斜的一面（刀锋呈现的物理特性），古趣盎然。
还有一类，是用刀锥在陶器未烧前泥坯尚软湿时刻写而成。如西汉初年的“将行内者”陶器：
（将行内者）
还有西汉“槃”字陶盘：
（“槃”字陶盘）
这一类字，笔画圆韧放逸，结构欹侧随意，不求章法完整，一气呵成，极富意趣。这种泥坯未干时用刀锥书刻的文字，笔画使转容易，不露圭角，笔画两边字口向上翻凸，笔画交叉处，后笔常将前笔线条盖断，笔画的先后顺序极为清晰，富有立体感，这与陶器烧制完成后刻画的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说明书风除了因书写者不同而不同外，由于工具材料或制作方法的不同，也会影响到风格的不同。
汉代陶器上的文字，尤其瓠瓦文字最常见的是用模印的方法制成。有些是用木、陶制成的印戳打印上去的；也有做成模范压脱而成的的。这主要是一些砖和瓦当当面用些方法。如图：
（瓦当范与瓦当面）
模范上的文字一般阴刻成反左书（但从有些汉晋砖文纯作反文看，也有将模范文字刻成正文的，模印出来的砖文即是反左书。在南朝，反左书曾作为书体的一种而流行），文字都刻得较粗肥，笔画的刻道呈上宽下窄，这样便于脱墼，且文字不易损坏，而这些砖瓦文字拓成拓片，其线条都十分瘦硬挺劲。
西汉瓦当都集中在关中地区，其年代绝大多数是在武帝至新莽时期，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也有少数半圆形瓦当。有纯文字的，也有文字结合图案及花草动物图形的。从一个字到十个字、十二个字的瓦当都有。
（千秋万世瓦当）
瓦当文字的排列方式多样，有顺读的，有反读的，有回环交错的，有上下左右、内外相套的。文字形状有方正的，有三角的，大多随瓦当边缘弧形而诘屈伸缩。书体有篆、隶、缪篆、鸟虫、芝英等。
（千秋万岁瓦当）
汉瓦当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圆形中央为一乳突，周围或有联珠、内圈外用十字单线或双线等分为四，多字的也有用界线分为多块，再加外边、外廓，每字就在扇面形的框栏内设计，这和汉字的方形结构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就靠设计者的匠心了。
（千秋-瓦当拓片-鲁迅藏品）
文字瓦当在武帝时期刚出现不久，即广泛施用于宫室、官署和陵寑的建筑上，从出土、采集的西汉中期瓦当看，已是千姿百态，生动峻美，雄肆奔放，安排巧妙。不像其他器物上的书法艺术，先经历古朴、粗率、稚拙的阶段，再逐渐向妍美、工整、典雅方向发展，这说明当时已有意识地将文字艺术化而装饰于建筑物。
瓦当文字的安排，变化极多。
（千秋万岁鸟篆瓦当-鲁迅藏品）
如图的“千秋万岁”瓦当，作鸟篆，“千”字一横弯曲，下增饰六点，上面作鸟头，使“千”字如一张翼之鸟。“秋”字也有鸟头装饰，四字笔画也多绕曲，瓦当中心又作一鸟形。可见“鸟虫书”已经有设计者将其用于瓦当上了。
另有“永受嘉福”瓦当，文字用蔓草装线条组合构成，华美流动，极富装饰性。如图：
（永受嘉福瓦当-鲁迅藏品）
模印的方砖，现所见者也都是西汉中期物，用于宫室墙壁贴面，其时修建宫室陵寑已追求豪华。由于方砖本身方正，故所作书体也多追求工整庄重，比如“海内皆臣”砖：
（海内皆臣砖拓本）
文字内容：“海内皆臣，岁登成孰（熟），道（毋）饥人”，十二个字均分砖面，任其疏密。再比如：“单于和亲”砖模：
(单于和亲砖模）
因为是砖模，所以文字为反字，内容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它的布局与“海内皆臣”砖章法基本相同，只是多了文字界格。
（纪年砖）
西汉后期开始出现在砖侧面模印纪年文字，数量很少，到东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模印纪年砖大量出现，成了收藏家和书法爱好者集藏的古物。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31，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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