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陕西扶风县庄白白家村西周中期墓中出土了一对造型别致的铜“觯”，其铭文表明作器者为“伯”，其中一器自名为“饮壶”。这对双耳饮器的造型与当时一般的粗矮体铜“觯”形态相同，所不同的是其腹部两侧各伸出一根如象鼻的捉手。造型相同的铜器，两侧是否添加扶持的鋬耳，并不影响其实际的功用，其名称也应该相同，故一些学者仍然将伯饮壶归为“觯”类，称之为“伯觯”。
两件伯觯的造型基本相同，器体都是侈口、束颈、垂腹、矮圈足，除了腹部两侧多出一对象鼻状捉手外，与当时一般的粗矮体椭方形“觯”基本相同。不过，该觯虽然两件成对，却也存在一些小的差异。
差异之一是体现在大小体量上。稍大的一件口径16.6、器高16.9厘米（以下称作“大伯觯”）；稍小的一件口径14.5、器高12.5、通高14.5厘米（以下称作“小伯觯”）。二觯的高度相差达到了2厘米左右，对于觯这种小型饮酒容器来说，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差异之二体现在器物造型上。大伯觯口部外侈程度大，颈部收束明显，腹部下垂并外鼓厉害，两侧的象鼻形鋬低于器口，鋬下都有小垂珥；小伯觯的口部外侈程度小，颈部内曲不明显，腹部外鼓也不显著，两侧的象鼻形鋬高于器口，双鋬下却没有小垂珥。
差异之三是颈部纹带的纹样。大伯觯中心花样为浮雕状的兽首，两侧的长尾鸟纹的尾羽主体已经脱离鸟身，卷曲如窃曲纹；小伯觯中心花样却以一道纵向凸棱为中线，两侧伸出三个短横道，整体如同“王”字纹，中心花样两侧长尾鸟纹的尾羽未脱落，尾羽形态近似夔龙纹的后部。
差异之四是铭文所述的作器对象。大伯觯的铭文是“伯作旅彝”，小伯觯的铭文为“伯作饮壶”。前者将所作的对象称作“旅彝”，“旅”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不外乎行旅、军旅、祭祀等意思；“彝”本是动物造型的礼器，引申作礼器的总名。后者将所作的对象具体称作“饮壶”，其含义大概是饮用酒浆之壶。前者强调的是该器大的功能用途，即行旅或军旅或祭祀用器，后者则只是表示该器小的实际用途，即饮用酒浆的器物。
上面罗列的两件伯觯的细部差异，是在整体感觉相近的视觉印象的基础上，采用增添、改动局部形态和纹饰等手法，使得这对铜觯能够彼此有别。显而易见，主持制作这对铜觯的人是要给这对铜觯赋予某种容易察觉的识别标志，这种识别标志要在不影响这两件铜觯是一对的前提下，能够一眼就察觉出来。
伯觯的作器者，根据铭文都是“伯”，在同墓共存的总共14件铜礼器中，作器者为伯的有8件，显然伯就是该墓墓主。伯为自己制作一对饮酒器，却刻意要将其加以区分，其可能性有多种：一种可能性是为了区分饮酒者主宾所用的饮酒器，即使主人在会见多位宾客的情况下，也可以主人使用一件杯子而宾客轮流使用另一件杯子；一种可能性是为了区分伯夫妇所用之饮酒器，所以该铜觯两件成对而不是更多，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铜觯都只有一两件，而不像铜“觚”“爵”那样的小型饮酒器一套可以多至10件，可作其证。那么，在商周时期是否存在这种分别酒杯的情况呢？
制作一套饮酒器供主客使用，可以是制作相同样式的多件一套，主人使用其中一件，其余宾客也每人一件（当然也可以制作不同样式的饮酒器多件，主客按不同身份使用不同形态或大小的饮酒器，如礼书中所说那样）；也可以制作相同样式的两件一套，主人使用其中一件，宾客轮流使用另外一件。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涉及共用酒杯的清洁问题。周人饮食礼仪中有洗饮酒器之仪，广泛运用在多种多人参与的仪式活动中。如“乡饮酒”礼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主人用一只酒杯斟酒，按照由尊至卑的次序，轮流向宾客（古有宾、介、众宾之分）敬酒。为了向宾客表示酒杯清洁，每当重斟一杯酒敬下一位宾客前，都要用清水洗手并清洗酒杯；宾客向主人回敬时，也要用清水洗手和清洗酒杯。《诗·大雅·行苇》“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的诗句，就是这类行为的简约化描述。其他如婚姻、祭祀、射箭等礼仪，也都有这种清洗酒杯的行为。作为聚会饮食使用的器具，本来都是洗干净的，为何还要在仪式过程中再添加洗酒杯这一环节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古代饮酒的场合，有多人共用同一酒杯的情况，需要清洗某人使用过的酒杯后再斟酒传给下一位饮酒者。这种洗酒杯的行为后来被程式化和礼仪化，即便不是多人共用同一酒杯，也有了洗酒杯这个象征性仪式。
制作两件成对的饮酒器给夫妇专用，这更是古代常见的现象。早在周代以前，男女结婚举行婚礼，就要用一对相同或相近的特殊杯子并用特殊的方式喝酒。这种杯子当初据说是葫芦对剖而成的瓢状杯，以后又用其他材质制作并演化出了若干花样。《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这种合卺的酒杯，通常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个杯子，有时还将这两个杯子做成杯体相连或杯腹相通的连体杯造型，也有用其他方式将两个杯子连在一起。如宋代汴京一带的合卺风俗，就是用彩色丝线将两个杯子的圈足连在一起，夫妇换杯交饮。宋人王得臣《麈史》下《风俗》：“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这种习俗源远流长，有人已经注意到新石器时代的一些连体杯，认为它们就是合卺仪式的用器。这种合卺用双杯发展到周代，已经在相当广的区域被采用，并且多与鸟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两周时期成双成对的饮酒器皿，其中就多增饰具象的动物头部，甚至整体都有动物寓意的饮酒器。这种杯子铜器和漆器均有，动物也多作鸟形，造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长柄圈足杯，好似长柄勺。这类器物，古称作“瓒”，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将这类器物单独作为一类，名之为瓒b。周原云塘窖藏出土的一对两件伯公父铜瓒，口径9.1、全长19.1厘米。形如勺，圆口微敛，肩腹圆折，底有矮圈足。下腹接宽长柄，柄呈圭形，中折为两段，后段平而前段曲。颈饰变形蝉纹及云纹，腹饰瓦沟纹，足饰重环纹。柄上后段上面饰连体双头夔龙纹，前段上面铸铭文。铭文两勺连读，共6行28字：“伯公父作金瓒。用献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考。用祈眉寿，子孙用宝用耇。”该器铭文两器连读，可知当初就是两件成对；器铭自名为“瓒”（或释作“爵”），并记述了该类器物的具体功能和用途，非常重要。如果在伯公父瓒一类饮酒器的杯体前部加上鸟的头部，就成为我们讨论的鸟形杯。该类杯以杯体形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两小类：
第一小类：杯体如高足杯，杯体前壁做出包括鸟头或鸟足在内的鸟的前半身，杯体后壁伸出前部弯曲而后部平直的长柄。这种兽首的铜瓒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周原扶风县五郡西村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铜瓒（J1∶11），就是在类似伯公父瓒的杯体前加一个与长柄相对的兽首环耳构成。到了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杯体前加饰鸟首的铜瓒，故宫博物院旧藏的鸟首长柄铜瓒即为其例。宋代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想象复制的古器“大璋瓒”“中璋瓒”“边璋瓒”“圭瓒”“璋瓒”，均属此类，只不过杯体为平底（但圭瓒和璋瓒还有相当于圈足的“瓒盘”），并将杯体前的鸟首做成龙首罢了。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鸟形瓒
第二小类：杯体如小圆筒，前有鸟喙形装饰，后接宽长柄，如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一对两件漆长柄小杯。这类带柄鸟喙漆杯，通常将其称作“勺”，李家浩先生对比同墓出土遣册上记作“二雕瓒”，将其命名为“瓒”，可从。这类长柄鸟喙瓒，实际上可以视为第一类长柄鸟首瓒的简化。
第二种是无柄高足“杯”。其体态如匜，俯视呈桃形，正视如豆，前有含珠的鸟首，下有细矮柄的圈足。这类杯有铜制的，也有漆木的，前者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一对带流铜“杯”（编号2∶89），后者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一对带流漆“杯”（编号2∶25、31）。包山带流漆高足“杯”尤其令人关注，这对漆“杯”表面用红、黄、金三色绘制龙凤纹，其中2∶25“带流杯”器腹绘四龙相蟠的夔龙纹；2∶31“带流杯”器腹绘展翅欲飞的凤鸟纹。李家浩先生已经指出，这两件漆“带流杯”就是该墓遣册简文（1）中的“二祈”，也就是朱德熙先生在考释望山楚墓简文时读为“卺”的“近”字。合卺即喝交杯酒用的杯子，器物形状类似对剖的葫芦，古人认为远古的杯子就是这种形状，以表示不忘本源之意。
上述两种三类鸟形杯，凡是考古出土的，都是成双成对。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两件高足漆卺，二器造型相同，形体也相差不多（标本2∶25最大口径19.5、通高10.5厘米；标本2∶31最大口径19.3、通高10厘米），但二者的彩漆纹饰却一为龙一为凤，并且龙纹者也稍微大于凤纹者。李家浩先生认为：“这两件所谓的‘带流杯’分别以龙、凤为图案，正符合古人以龙、凤喻男、女之意，无疑是古书中所说的‘合卺’。”在包山二号楚墓中，还出土有一件凤鸟造型的双联漆杯（2∶189），漆杯通高不过14厘米，造型和纹饰却相当复杂。杯子整体作凤鸟背负两个直口直壁圆筒形杯子的造型，因鸟的双腿居前，为了放稳杯子，还在两个杯子外后侧各做了一只小鸟为足，使整个双联杯呈现“前三点”的四足器模样。两个竹胎的杯子相连，杯壁下部还穿有一孔，内插一根竹管相通。器表用红、黄、金三色绘制凤鸟的羽毛和细部，两个杯体外壁和杯底分别绘制两条相互盘绕的夔龙纹。该器相当于遣册中的何物，目前还难推定，但该器可以视为两件复杂造型的鸟首长柄杯即瓒的合体，是真正在器物造型上就体现出的“合卺”。
合卺用双杯做成鸟形，或装饰鸟的形象，或用鸟来承载，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包括商人在内的许多东方古代族群的神话传说中，都有他们最早的女性祖先吞了鸟形上帝送来的鸟蛋，才生下了他们最早男性祖先的故事，诸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类。在周人的族源传说中，女性始祖与鸟的关系不像商人等古族那样明显，但周人最早女祖先姜塬踩踏天帝足迹而受孕（即周人史诗《诗·大雅·生民》中的“履帝武敏歆”），姜塬所生周人最早的男祖先被丢弃到寒冰上时，有“鸟翼覆之”，还是透露出周人心目中天帝形象的些许信息。联系到周人受命传说中，有玄鸟衔圭下降至岐社的神话传说，周人所尊崇的天帝形象也应该是鸟，而不大像有学者所说的熊或“天鼋”。合卺用酒具做成鸟形，正是取义于玄鸟生人，希望鸟能够充当新婚夫妇与天神的中介，并能早日生下贵子。
上述成双成对的铜或漆的杯子，其造型和纹饰暗示有男女或夫妇之意，这尽管多是东周时期的用器，但其处理成对器物的做法与西周时期的伯觯有相似之处，伯觯也可能具有与之相近的用途。
本文由孙莉、刘能摘编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之“青铜饮壶、鍴、觯及相关问题——从伯饮壶说起”。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978-7-03-051053-2
本书是为庆祝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九十华诞，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的一本学术论文集。内容以史前考古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为主，共计31篇。文前由李零先生做了“献辞”，对高明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生涯进行了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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