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述元、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时提到“部族政权的私心”这一概念。
拿元朝来说，它设立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蒙古族作为统治阶级享有政治特权，而汉人和南人则是被统治者，受到政府的军事管制和监视。
四等人制当然是元朝“部族政权的私心”的一种体现，而其创立的行省制度同样蕴含了这一意味，下面就来说说行省政区的划分是如何体现元朝的这一政治特点的。
元世祖忽必烈
一、行省的创立：集权于中央
钱穆同样说元朝的政治制度建设“不像样”，怎么个不像样法？就是抄袭，抄宋朝的、抄金朝的。
具体到元朝的行省制度，其直接来源就是抄袭金朝的行尚书省。
金朝的这一机构原来是尚书省大臣出镇地方时临时设置的，掌管一方军政，权力很大。到了元朝这里就将行尚书省改头换面了，成了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作为地方上的一级政区。
元朝总共设置了十一个行省，分别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还有一个特别行省——征东行省，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
从“行省”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省的长官为平章政事、部分行省则设丞相，属员有左右丞、参知政事等。从这些官职可以看出，行省的官职设置是和中书省一样的，都是京官。
换句话说，在行省这一层面，可以说名义上元朝是没有地方官的，其长官是来自朝廷的中枢机构中书省，是代表中央来管辖地方的。行省是流动着的中央政府，如此是不是可以说元朝的地方政区绝对无权，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呢？至少在法理上是这样的。
元朝疆域
此外，元朝还抄袭了宋朝的地方政制——路，但更是抄袭得乱七八糟。
“路”是宋代的创制，本是一级政区，路下设州（府），州府有属县，为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
元朝则在“路”之上设立一级政区行省，有些路直接管县，有些路又管着州，州再管着县。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制的不统一，有些是三级有些是四级，非常影响行政效率。
更夸张的是，哪怕是路这一行政单位，幅员大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路有十几个县之多，有些路只有两三个县。
尽管元朝的地方官员如此之多，但掌管实权的只有“达鲁花赤”，汉语译为“断事官”。“达鲁花赤”在各级地方政府均有设置，掌管地方军政，是地方上真正能说上话人。而达鲁花赤一般只能由蒙古人担任，意义何在？不言而喻吧。
蒙元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部族政权，立国基础首先要考虑到如何维稳，防止地上势力坐大，因此吸收并改良了行省制度，剥夺地方权力，而在行省以下又层层划分，尽可能削弱地方实力，再加上“达鲁花赤”坐镇，可以说元朝对地方上管控严到了骨子里。
二、行省“犬牙交错”，消除割据地理基础
具体到各行省之间的幅员与边界的划分，元朝统治者也是费了好一番脑筋。
中国古代政区的划分原则一般有两种，分别是“山河形便”和“犬牙交错”。
“山河形便”原则指的是根据自然山川的走向来划分政区，《尚书·禹贡》中关于九州的划分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 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设置九州的原则就是以高山大川为疆界，其中济水与黄河之间为兖州、渤海和泰山为青州、东海、泰山及淮河之间为徐州，不再一一举例。
宋之前，中国政区的设立原则主要是“山河形便”，例如秦汉的郡、隋唐的道，试举几例：
汉朝的豫章郡，三面以山一面以江为界，边界和现在的江西省几乎一致；再如山西，其东、南、西三面分别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在当时刚好是太原郡、河东郡和上党郡的边界，这条边界现在也是山西、陕西和河北的省界。
汉豫章郡
至于唐代的监察区“道”（后来逐渐演变成正式政区），从名字上看显然也是根据“山河形便”的原则划分的，如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为河南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北以西为河东道；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为河北道，以下也不再一一举例。
唐开元十五道
以“山河形便”原则来划分政区优点很明显，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以同一个地理单元作为一个政区，更容易整合当地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但“山河形便”的缺点也十分突出，并且是历代王朝非常忌惮的，即容易形成地方割据。
熟悉中国史的读者知道，历史上的四川是最容易形成割据政权的地区。为什么？因为四川是“四塞之国”，其东边有三峡、北边是秦岭、西边是青藏高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在乱世，统治者足以据险自守，形成独立的小王国。
四川地形图
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地方权力越来越削弱，中央集权越来越强化。
宋朝从立国开始，就处心积虑消除武人造反和地方割据的隐患，因此，在政区设置上，采取了以打破天然高山大川为政区边界的“犬牙交错”原则，如之前提到的豫章郡，宋代把它一分为二，东北部属于江南东路，其余部分与现今湖北的东南部分组成江南西路，达到同一地理单元内互不统属的目的。
作为外来户的蒙古人，更是将这一原则发挥到极致，在行省这一一级政区的划分上大范围实行“犬牙交错”原则。
还是拿我们熟悉的四川举例，以我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来看，汉中处于秦岭以南，语言、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等与秦岭以北的陕西其他地区格格不入，汉中人看起来更像是其南边的四川人。而从历史上看，汉中在很长时期内也都与四川处于同一政区之下。
汉益州
作为四川北部的门户，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汉末割据益州的蜀汉政权的实力啥时候达到顶峰的？正是刘备击败曹操，取得汉中。此后，蜀汉就处在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之内，易守难攻。
对四川如此重要的汉中是啥时候脱离四川并入陕西的？答案正是元朝。
从地图上看，元朝的陕西行省囊括了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假如元朝时有人割据四川自立，那必定是叫苦不迭的，人家的一只脚都伸到家门口了，随时可以畅通无阻一脚踹进来，还怎么得安身？元朝是从北自南统一中国的，在“犬牙交错”的基础上，还体现了“以北制南”的特点。
汉中在元朝时属于陕西行省兴元路
汉中的情况不是个例，而是典型。元朝无视历代与政区划界密切相关几条重要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把中国划分得支离破碎，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
除了陕西行省之外，湖广行省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越过南岭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有淮南淮北、中书省地跨太行山东西、江浙行省把一只脚神到了福建……
对于元朝的这一做法，清朝人储大文总结得到位：“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如此一来，地方割据的地理基础不复存在，元朝对行省的这一设置可谓是深得“犬牙交错”原则之妙用。
如何客观评价元朝的行省制度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钱穆所说的“蒙元部族政权的私心”是站在中原汉族的角度立论的，难免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在里面。
评价元朝的行省制度需要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尽管元朝确实存在着某种私心，但是行省制度在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方面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君不见自元以来，中国鲜有无地方割据政权的出现？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难道是对它所带来的政区破碎的情况看不到吗？不，这仍然是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需要。
元朝行省政区的“犬牙交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而不能简单地用“部族政权的私心”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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