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为两位春秋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列传，一位是司马穰苴，另一位是孙武；前者著有《司马穰苴兵法》，后者则有《孙子兵法》传世。
司马穰苴是“田完之苗裔”，与田氏齐国同宗共祖，他生活在齐景公的时代，正值春秋末期。《司马穰苴列传》说：“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为了应对晋、燕两国的入侵，晏婴向齐景公举荐了司马穰苴。齐景公与司马穰苴交谈过后，立即拜其为大将。司马穰苴甫一上任，就斩杀庄贾，在军中树立起威信。结果“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使得司马穰苴威名大震。到了战国之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由此可知，《司马法》和《司马穰苴兵法》都不是司马穰苴的亲笔作品，是后人附会编辑而成的，就像《论语》、《孔子家语》并不出自孔子之手一样。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司马穰苴兵法》这本书，而《司马法》则列入礼部的书籍行列，并不视为兵书。
至于司马穰苴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也很成问题。《司马穰苴列传》里说的晋燕侵齐之事并不见于《春秋》和《左传》，也不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齐景公时期，齐晋两国交好，景公曾分别朝拜过晋平公与晋昭公。当时燕国的国君被大臣驱逐，逃奔到齐国避难，齐景公请求晋国帮忙平定燕国内乱。得到允许后，齐国讨伐燕国，送燕君归位。这位国君《左传》写作燕简公，《史记·燕世家》则误以为是燕惠公。既然晋燕侵齐之事存疑，那么名不见《左传》的司马穰苴其人也就存疑了。
同样的，《孙子吴起列传》说孙武曾帮助吴王阖庐“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并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然而孙武却像司马穰苴一样，并未被《左传》提及，就连战国时的诸子也只提到吴起，很少说到与其齐名的孙武——孙武可能也是个虚构的人物？
兵圣孙武
孙武与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春秋时代并没有孙武这个人，孙武只是孙膑的原名而已。
《史记》把孙武与孙膑分为两人，二者相差com百馀岁，后者是前者的子孙。《汉书·艺文志》中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可见历史上存在两个“孙子”，并且有两部《孙子兵法》。
然而钱穆认为孙武这个人不见于《左传》，故而身份存疑，可能是后人把孙膑的事迹讹传成了另一个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有“孙子膑脚”的说法，可知“膑”并非孙子的本名，只因他被庞涓迫害而导致双腿残疾，才以此为名，就如瞽叟、黥布之类，孙膑的本名可能就是孙武。
《史记·魏世家》里把魏哀襄王误分为魏襄王和魏哀王两人，《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有可能把“孙子”误分为孙武和孙膑两人。孙膑晚年随田忌奔楚，在吴地写出了《孙子兵法》，所以钱穆说：“后人说兵法者，递相附益，均托之孙子。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然而钱穆忽略了《孙子兵法》这本书中的内容，《九地篇》写道：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虚实篇》又说：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这显然是围绕吴越相争的问题而发表的议论，并且是站在吴国的立场，认为越国虽然兵马众多，但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如果《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那么当时已经是战国之世，吴国早就灭亡了，越国也已被楚国所吞并，孙膑为什么还要在书中发表这种怪论呢？
其次，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也最终证实《汉书·艺文志》里的《吴孙子》和《齐孙子》是两本不同的书，传世的《孙子兵法》并非孙膑所作。
孙武是否是虚构的人物？
对《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很多人怀疑过。例如南宋的叶适认为春秋之世，凡用兵作战的卿大夫《左传》都会记载其名字，然而吴楚之战时，《左传》和《国语》只提到伍子胥、夫概王等人，无一字提及孙武。倘若孙武是吴国重臣的话，不应没有记载。因此，叶适说：“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之妄相标指，非事实。”
然而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说孙武是吴国称霸的关键人物，那个“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人是指吴王，孙武只是“与有力焉”。后人理解错误，反而质疑说太史公既然认为孙武“显名诸侯”，为何却名不见于《左传》——既然不见于《左传》，便实无其人。这种逻辑真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左传》里缺失的人物其实并不少，例如辅助齐桓公称霸的宁戚、东郭牙等都名不见经传，只出现在先秦子书中；《左传》全书也只提到大夫种一次，而没有说及同样重要的范蠡。《左传》没有提到就不存在，这种逻辑不能成立。
孙武是个优秀的军事理论家，但他不一定也非得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就如《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一样。叶适想当然地把孙武类比孙膑，认为写《孙子兵法》的人必然也会有出色的实战成绩。然而《汉书·艺文志》里也有《丁子》、《景子》等兵书，其作者皆名不见经传，并非写兵书的人就都是名将。孙武因写出《孙子兵法》这本书而知名，《孙膑兵法》则因是孙膑这个人所写才受到关注，彼此不矛盾。
孙武活着的时候可能官位不高
《孙子兵法》是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孙子兵法》一书提到“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和“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其所指的战争规模已经超过了十万众，引起后人的怀疑。如清人姚鼐认为“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章学诚也断言“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被钱穆引以为据。然而，这些言论反映了说者对春秋历史缺乏了解，并且多少有些书生气。我们只需理顺春秋各场战争的规模，便可将其论点攻破。
春秋之时，晋、秦、齐、宋联军在城濮与楚军交战时，《左传》说：“晋车七百乘”，杜预注曰：“五万二千五百人”。这是当时晋军投入的数量。杜预又说：“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来估算春秋时代各场战争投入的兵力。
春秋初年，郑庄公出兵二百乘伐大叔段，约投入一万五千人；楚成王初年，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投入兵力约四万五千人；之后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平定邾国内乱，有兵约六万人。这是春秋初期大国的用兵数量。
到了春秋中期，鲁宣公二年之时，郑国与宋国交战，郑国俘虏了宋国的华元，斩杀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可知此战宋国损失三万四千五百人，小国间的战争规模已扩大。鲁成公二年，郤克向晋景公请兵伐齐，景公许之以七百乘，郤克嫌少，最终增兵到八百乘，再加上鲁、卫联军，最终击败齐国。
到了春秋中后期，鲁襄公十八年，晋国讨伐齐国，范文子对齐国的使者说：“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此役，晋军投入七万五千人以上的兵力，令齐国人胆寒。之后，郑国伐陈，投入了七百乘的兵力，与城濮之战时晋国相当，相比于春秋初年，各国的武装力量都出现增长。秦公子针奔晋时，竟然带走了秦国的千乘车马，华贵至极。鲁昭公八年，鲁国阅兵，“革车千乘”；五年后，晋国也进行了一次阅兵，“甲车四千乘”，参加检阅的士兵约有三十万人，故而叔向夸口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可见，到了春秋末期，诸侯用兵早已不是“数百乘”了。春秋即将结束的时候，吴王夫差北上伐齐，杀国书、公孙夏等，获革车八百乘，约六万人以上。
《孙子兵法》里提到的“兴师十万”正好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战争规模，作者取十万为整数并非过分夸大，而且《孙子》是兵书又不是史书，并不需要非得严谨地说“兴师数万”不可。
春秋初期战争规模小，所以基本都是速决战、大会战，例如韩之战、城濮之战等都在一天内便可分出胜负；而到了中期，开始出现楚庄王攻宋不能下的情况，粮草后勤变得益发重要。到了孙武的时代，范氏与中行氏龟守朝歌，赵简子讨伐了五六年才将城门攻破；而越王灭吴、知伯讨伐晋阳也都持续三年之久，战争变得越来越长，规模也越来越大。所以《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因粮于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力求避免“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的情况，这正是对战争类型变化的反映。
至于《孙子》里的∶“主孰有道”、“主不可因怒而兴师”，称“主”而不称“君”，也正是反映宋之会（公元前546年）以后，诸侯政自大夫出的现实情况。这年鲁国的叔孙豹、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和郑国的良霄会盟于宋国，标志着诸侯会盟转变成大夫会盟。从这以后，国君领兵打仗的现象变得很罕见，接着楚公子围弑君、鲁三桓逐昭公、田氏专其国之政、赵氏为晋国正卿，真正掌权的早已不是作为诸侯的“君”了，而是作为大夫的“主”。
因此，说历史上没有孙武这个人，显得证据不足；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的作品，也失之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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