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用防护服用量激增，成为一线抗疫迫切需求的重要防护物资。防护服的发展，伴随着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而不断前行，它的变化与演进，象征着人类与病毒抗争的文明印迹。
在我国每个朝代，都曾有疫情发生。《中国救荒史》中记载了不同朝代疫情的次数，其中，周代只有1次，秦汉为13次，魏晋为17次，隋唐为17次，南宋北宋共发生32次，元代20次，明代为64次，清代足有74次。古人非常重视疫情的防范，他们采用的预防疫情手段多种多样。元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讲述：在元朝宫殿里，“众多伺候皇上用膳的下人，都必须用雅致的面罩或丝巾遮住鼻子和嘴，以免他们的呼吸污染大汗的食物和酒水。”
欧洲医用防护服历史也可以追溯至14世纪。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的生命，使整个欧洲陷入了绝境。彼时的医生一般采用棉布或麻布来遮掩口鼻。16世纪后，法国“鸟嘴医生”出现了——宽檐帽子可以让病人与医护人员保持距离。上身长衣由皮革或蜡帆布制成，利用过了蜡的面料，防止细菌浸入。下身会穿上与山羊皮靴连为一体的皮裤，手腕和脚腕处呈扎紧的状态。面具外还会戴上护目镜，面具的鼻子形似一个鸟嘴，鸟嘴下方开小孔，用来帮助呼吸，鸟嘴里面装满了香水，用来隔绝有毒空气和闻到的异味。“鸟嘴医生”的防护服虽防护全面，但多有不便。
1886年蒸汽灭菌法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库尔特·席梅尔布施设计了敷料灭菌筒、无菌白帽，口罩和超薄的橡胶手套，自此之后，医务人员开始真正意义上穿上了白大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患之间交叉感染的概率。
1910年，我国开始推行医用口罩，它由清末医学家伍连德在东北成功攻克“肺鼠疫”时创制而成，取名“伍氏口罩”。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期，护理人员被传染风险过大，手套、口罩、防护服开始成为医护人员的标配。1931年，为防止液体进入，美国开发了一种经氟化碳和苯化合物处理的防护材料，具有极强的防水性能，医用防护服便迅速采用这种防护面料。防水，又成了防护服的新属性。
1980年以后，随着全球对艾滋病毒、肝炎B病毒、肝炎C病毒等血液传播病毒的认识，催生了大量隔绝微生物和血液渗透的防护服需求。阻隔织物、层压织物和涂层织物等防护材料大量应用。
2003年，我国发生了“非典”疫情。由于“非典”传播的主要方式是经由被感染者的飞沫、痰液、血液、体液近距离接触传染，病毒对人体极具攻击性，因此，医用防护服装要求具备过滤阻隔性、防水性、防油拒水性、透湿性和抗菌性等功能。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这一次，防疫逐渐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生活防疫时代”（Time of Life in Pandemic）。
放眼未来，数字化可穿戴技术将成为防护服发展的新趋势。比如，在口罩领域，出现了计算“污染吸收量”的“智能口罩”，该口罩利用传感器计算口罩“污染吸收量”，处理器通过智能手机无线连接实时传输呼吸量、空气质量等信息；出现了静音口罩，该口罩具有阻隔声音作用，佩戴后减少哼唱者100对周边人员的干扰；出现了翻译口罩，该口罩通过“蓝牙”连接内置麦克风，可在智能手机中显示翻译内容，支持中文、日语、英语等8种语言翻译。
智能化医用防护服增加身心慰藉功能，可以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甚至工作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蒙特利尔大学和伦敦大学研究人员设计开发的Wearable Absence Project智能情绪感知服装。其内部装配有可监测身体信号，判断情绪变化的柔性传感器、身体信号分析器和扩音器，可将穿着者的生理数据通过衣物中的传感器传输到分析系统中，再根据不同穿着者的心理状态回传适合其心情的音频或音乐。
据统计，半数以上的医护人员存在担心医用防护服破损的问题。常规防护服款式肥大，稍有不慎容易造成防护服破损。如不能及时发现破损部位，医用防护服便起不到相应的防护作用。智能防护服将柔性纺织结构、嵌入式电感传感器等系统集成技术通过“编织”的方式与纤维混纺在一起。当感知到防护服某部位出现破损，就立即启动防护服破损警报功能，提醒穿着者更换防护服，以免造成感染。
就防护服本身而言，对防护服面料进行技术革新，解决医护人员长期穿戴后产生的闷热感受，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难题。印度普纳一家公司研发出配备防护服的通风装置，该通风装置在确保防护服完全密封的前提下，100秒即向防护服内输送新鲜空气。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用防护用品生产加工基地。在防疫纺织品方面，我国有着最为完整的产业链，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模式，防疫产品转型时尚消费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防护服为代表的消费品与上海这个朝气蓬勃的都市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或许，那会是许多服装从业者正在面对的挑战。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徐佳敏
作者为上海杉达学院服装设计系系主任、副教授
来源：作者：戴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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